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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 奉敕撰《礼部韵略》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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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作者 丁度 尺寸 --
作品分类 古籍善本>历代刻本 创作年代 暂无
估价 RMB  8,000,000-1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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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 北宋刻本《礼部韵略》专场 拍卖时间 2013-12-04
拍卖公司 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会 2013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
说明 北宋仁宗 景祐四年(1037)至英宗箫平三年(1066)之间刻本
皮纸 5册 毽要:《礼部韵略》为纸本五册,皮纸印造,字体古朴,刀臬古拙,版口狭窄。通过对这部《礼部韵略》中避讳字的研究,可以断定该本刊刻在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至英宗箫平三年(1066)之间。
珍贵典籍的重大发现
北宋刊本《礼部韵略》
一、《礼部韵略》的成书
公元960年正月,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一夜之间黄袍加身,建立了赵宋王朝。赵匡胤深明之所以轻获政权,是因为兵权在握,众将才折服拥戴,后周才顺利禅让皇位。若是不削弱兵权,黄袍有朝一日还会加在别人身上,赵宋王朝仍然摆脱不了梁、唐、晋、汉、周频繁更迭的短命下场,于是采取种种措施,大大削弱兵权,实施“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在一系列崇文政策中,有一条就是广开科举之路,使人人皆有进取之心。为避免科考落第,怀才不遇,心存不满,甚至发生动乱,开宝二年(969)三月,宋太祖赵匡胤诏礼部检阅贡士中凡“十五举以上曾经终场者,具名以闻”。根据贡士司马浦等一百零六人的情况,下诏曰这些人“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精,业亦难专,非有特恩,终成遐弃,宜各赐本科出身”(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此乃宋代进士中有“特奏名”之始。自此凡“士之潦倒不第者,皆凯觎一官,老死不止”。“太宗即位,思振淹滞,谓侍臣曰:‘联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太平兴国二年(977),御殿复试……,命李昉、扈蒙第其优劣为三等,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越二日,复试诸科,得二百人,并赐及第。又阅贡籍,得十举以上至十五举进士诸科一百八十餘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补中格,亦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藩五百餘人,皆赐袍笏,赐宴开宝寺”(《宋史》卷一五五《选举志一》)。至真宗景德二年(1005),又进一步放松条件,“赐特奏名五举以上本科六十四人,三传十八人,同学究二十二人,三礼四十四人,年老授将作监主簿三十一人”(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致使著名文人蔡襄叹曰“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榖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蔡襄《端明集》卷二十二)。可知宋初“崇文”到了何种程度。
宋初科考,不但试经,且试诗赋。举子科场写诗作赋,既要牢记字韵,又不能犯讳,这就催生了韵书的纂修。真宗“景德四年 (1007)十一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韵》五卷。依《九经》例颁行。祥符元年(1008)六月五日改为《大宋重修广韵》。”(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艺文》)。奉敕依据隋朝陆法言等《切韵》而重修为《广韵》者,为陈彭年、丘雍等。收字凡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万一千六百九十二字。在《广韵》修纂的同时,又由丘雍“略取《切韵》要字,备礼部科试”(王尧臣《崇文总目辑释》卷一),从而又成《韵略》五卷,收字九千多个。因为书成于真宗景德四年,故又称《景德韵略》。此为宋代第一部《韵略》。“其曰略者,举子诗赋所常用,盖字书声韵之略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三《礼部韵略》解)。
三十年后,即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太常博士、直史馆宋祁、郑戬又建言:‘彭年、雍所定(《广韵》)多用旧文,繁略失当。’”“因诏祁、戬与直讲贾昌朝、王沫同修定,知制浩丁度、李淑典领。”并指示“所撰集务从该广。凡字训悉本许慎《说文》,慎所不载,则引他书为解。凡古文见经史诸书可辨识者,取之,不然则否”。于是又修成新的韵书,收字“五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新增二万七千三百三十一字,分十卷,诏名曰《集韵》(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艺文》)。而在纂修《集韵》的同时,“昌朝又请修《礼部韵略》,其窄韵凡十有三,听学者通用之”(同上)。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亦载:“初,崇政殿说书贾昌朝,言旧《韵略》多无训释,又疑混声与重叠出字,不显义理,致举人诗赋或误用之。遂诏度等以唐诸家韵本刊定。其韵窄者凡十三处,许令附近通用。疑混声及重叠出字,皆于本字下解注之。”这就是说,在《集韵》修纂的同时,因为贾昌朝的建议,由丁度、贾昌朝等又纂修了《集韵》的《韵略》,名曰《礼部韵略》。为什么丘雍等修《广韵》时所同修的《韵略》,只称《韵略》,而修《集韵》时所同修的《韵略》又称为《礼部韵略》?盖因科举考试自唐代以来向由礼部主管,且自韵略产生时候起,就直接为礼部科试之用,因将之直称为《礼部韵略》。
《礼部韵略》修成行用二十四年,至神宗熙宁四年(1071)至元丰八年(1085)间,王安石为相,主持变法,明令科举考试取消诗赋,改试经义、策论,《礼部韵略》遂被废置。元祐元年(1086)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旧党,又改变科举法,进士考试除经义外,仍试诗赋,又不得不起用废置十四年之久的《礼部韵略》。然“举人初习声律,动多疑虑。加以经传音释与《礼部韵略》间有不同,传袭又多讹谬,故字有合用而私相传为当避者……,举人不敢用,主司不敢取”(清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十九),因于元祐五年(1090)诏太学博士孙諤进行增补。然好景不长,三年所复述者,乃丁度等进书表中的请示语,尚不是刻印的结论。前述日本真福寺所藏《礼部韵略》,杨守敬、宿白等前辈就都曾推断为北宋官版,甚至有人说是北宋汴京官版,但李子君先生《日藏宋本礼部韵略刊印时间及版本问题》一文,在将真福寺藏板与《集韵》、《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增修互注礼部韵略》、《押韵释疑》、《紫云先生增修校正礼部韵略释疑》等相关韵书认真勘比后,认为日藏《礼部韵略》在失收韵字、错讹或以俗字代正体、误刻反切、删减监注、误圈墨围、误刻脱漏御讳嫌名等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乃北宋官刻书不应有的现象,因此推定此书乃是元祐五年至八年(1090一1093)坊间的翻刻本。声韵方面,我不是行家,无法以李子君先生的态度和方法,来比勘这部《礼部韵略》,不过我相信若经李子君先生经眼并校勘,其失误差讹之处恐亦不比日藏本少。
前边我们在揭示新发现《礼部韵略》版刻特征时,从版式、书口、字体、刀法、印纸、墨色诸方面作了大体描述。这些描述,既说明它刻印不会很晚,也说明它绝非北宋官刊。说它刻印不会很晚,既有其本身风格特点方面的见证,也有与山西应县木塔所出辽版书进行对比之后的联想,如辽刻《蒙求》一书,据其讳字,就被定为辽兴宗重熙以后刊本。重熙乃辽兴宗耶律宗真的年号,从公元1032年行用至1055年,凡二十四年。这个时段对应的正是北宋仁宗天圣十年至至和二年。辽兴宗重熙以后,是辽道宗耶律洪基,帝祚较长,但至其驾崩,也只是北宋徽宗即皇位之年,所以辽刻诸书确能反过来验证北宋刻书的版式风貌。因此,我们有理由判定江西新发现之《礼部韵略》当是北宋刻本,但绝非初刻官版。至于说它绝非北宋国子监官刻,不但其版式、书口、字体、刀法、印纸、墨色等直接告诉人们它非官刻,某些历史背景也能帮助我们判定它是否为北宋官刻。北宋官刻之书,不仅如李子君教授所讲的校勘精审,刻印亦相当考究。原因是官刻可以举国家之力,甚至下杭州镂板,以求书品上乘。众所周知,雕版印书技术发展到北宋仁宗时,不但已经很普遍,刻印技术也已相当成熟。惟其已经相当普遍与成熟,它自身固有的优缺点才得以充分显现,于是才有在它充分发挥优势的同时,布衣毕昇发明泥活字印书法,借以克服一种书雕一套版、一套版只能印一种书的高工本的雕版印刷缺陷。在这样的雕印技术氛围中,说新发现本《礼部韵略》是北宋国子监官刻,其根据显得十分脆弱。且以日藏《礼部韵略》为例,其字体刀法要比新发现本娟秀得多,刀法要剔透得多,尚且被推断为民间翻刻,何况此书!
江西新发现《礼部韵略》基本可以肯定是民间坊肆翻刻,但翻刻的时段尚需进一步研究。从讳字上看,该书遇“弦、絃、舷、蚿”等字,右半“玄”字缺末笔;“泓”字右半“弘”字缺末笔;“”字上半“敬”字缺末笔;“磤”字右半“殷”字缺末笔;“暅”右半“恒”字缺末笔,说明其对赵宋远祖及祖讳是回避的,但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暅”字右半“恒”字缺末笔,回避的显然是宋真宗赵恒的已祧之讳,说明此书之刻可能在仁宗一朝或稍后。而仁宗赵祯御名本书未曾遇到,因而也就未见“祯”字之下标注“今上御名”。至若仁宗之后的英宗赵曙、神宗赵顼、哲宗赵煦、徽宗赵佶、钦宗赵桓之御名和嫌名,则均不予回避,说明此书之刻不会晚于北宋。南宋高宗赵构、孝宗赵昚、光宗赵惇、宁宗赵扩诸帝的御名和嫌名更不予回避,说明此书之刻根本不会晚到南宋。然作为《集韵》的韵略——《礼部韵略》,就修在仁宗景祐四年(1037),至哲宗元祐五年(1090)才又诏太学博士孙諤进行增补,而此本无增补迹象,表明其翻雕的底本绝不是孙氏增补后的版本,而是增补前的版本。前到什么时候,大概应该在仁宗景祐四年(1037)以后,英宗治平元年(1064)以前这个历史时段。若是元祐五年孙諤增补之后,再翻刊增补前的《礼部韵略》,就举子实用而言已失去价值,书会没人购买的,所以其翻刻当在元祐五年之前。
前边说过了,《韵略》是应举子科考诗赋而产生的工具书,这类书收字归韵一定要准确,避讳之字不能含混其词,否则就会贻误考生,不利国家擢选人才,所以刊版不容轻慢。即或是民间坊肆翻刊,也不敢在这两点上掉以轻心。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载:“国初进士科场尚宽,礼闱与州郡不异。景德二年七月甲戌,礼部贡院言:“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厨、蜡烛带人,除官韵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宋程大昌《续演繁露》卷二也说“举子前此许挟书,至祥符止许带《礼部韵》”。因知在北宋科场制度渐严的情况下,仍许举子挟带《礼部韵略》入场,以备一时记不清是否出韵、是否犯讳而检正。所以这类书,举子们几乎人手一部,相当今日的工具书,用量比较大。用量一大,官刻供不应求,便给书坊留下借以营利的空间,于是争相翻刻。但不论怎么为营利,对该讳之字当不敢稀松,稀松了,不光害了举子,反过来,举子不信任,书卖不出去,最终也害了坊肆自己。江西发现之《礼部韵略》许多未讳之字,恐不是镌刻时的轻率与粗疏,而是未届该讳之时,因此该书的讳字状况,应该可以作为我们判断其版刻时段的依据。
—此文节选自李致忠先生《珍贵典籍的重大发现—北宋刊本<礼部韵略>》一文(见《文献》2013年3月第2期)
后的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驾崩,哲宗亲政,又着手改革,恢复神宗旧制,科考再罢诗赋,专考经义、策论。经孙諤增补的《礼部韵略》再度被废置。徽宗即位,采纳蔡京建议,取消科举,推行三舍选考法。甚至认为作诗有害经术,称诗为口号。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曰:“政和间,大臣有不能为诗者,建言诗为元祐学术,不可行。李彦章为御史,承望风旨,遂上章论陶渊明、李、杜而下,皆贬之。因低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等,请为科禁。”并严令“诸士庶传习诗赋者,杖一百。是岁冬初雪,太上皇意喜,吴门下居厚首作诗三篇以献,谓之口号。”这一系列的政治变革,不断冲击《礼部韵略》的行用,造成一废再废。钦宗靖康元年(1126),虽恢复了诗赋科考的内容,但翌年金人便攻破开封汁梁,徽、钦二帝被掳,北宋宣告灭亡。可知《礼部韵略》自其成书时候起,先后行用不到三十年,这就为我们考察此书的版刻,划定了可资稽考的历史时空。
二、新发现《礼部韵略》的版刻特征
江西所见《礼部韵略》,皮纸印造,纸质较粗,未捣碎的黄色桑或楮树外皮依稀可见,横向罗纹宽粗;字体古朴,刀法古拙,墨色乌黑而不莹;每半叶十行,行大小字数不等,左右双边;版口狭窄,未形成定式,与所见山西应县木塔所出辽刻某些书近似,与所见南宋刻本书迥异。无藏书印鉴。
这部《礼部韵略》的印纸,明显的是皮纸,但质地较为粗糙,横向罗纹既宽且粗,捣浆时未捣碎的黄色桑或楮树外皮,多残存在纸面。宋代,特别是南宋刻书用纸多为皮纸,但多数纤维捣得较碎,纸面残存未捣碎外皮者较少。从印纸上看,此书可能刊印较早。
这部《礼部韵略》的字体古朴,镌工刀法古拙,不如南宋刻书那样字体隽秀,刀法娴熟。墨色亦不如南宋刻书莹洁青纯,颇显早期刻书的古朴风貌。
最具特色的是该书的版口,或称书口。所见南宋刻书,其书口较宽,大致与版中行字宽窄接近,有单鱼尾,有双鱼尾,上鱼尾至上边栏一段,或称象鼻,多用以镌刻本版大小字数,下鱼尾至下边栏一段,多用以镌刊刻工姓名。此书版口极其狭窄,且不甚规范。有的书口上方什么标识也没有,只在书口偏上地方留一墨钉(或称黑盖子),其上镌阴纹白字“平声上”,或“平上”字样;有的则无墨钉黑盖,直接在相应处镌阳纹“平声上”或“平上”字样;有的在“平声上”或“平上”之上方镌一道墨线,直至上边栏,有的不镌;有的在“平声上”或“平上”之上方镌刻不太成形的墨色鱼尾,有的又不镌。书口偏下方,有的在墨丁黑盖之上镌刻阴纹白字,标识叶码,有的无墨钉黑盖,在相应之处直镌叶码;有的在声标上方,直到上边栏居中镌一道墨线,在下方叶码之下,直到下边栏居中镌一道墨线,有的又不镌。显现出极大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反映出来的当是雕版印书初兴时期的不成熟,不定型,意味着此书可能开板较早。然由于缺乏同是北宋刻印之书的实物比对和见证,难以遽断它就是北宋前期刻本。
1974年7月,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研究所、山西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雁北地区文物工作站、应县木塔文物保管所等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自上而下地检修应县木塔各层塑像的破损状况,从四层佛像腹内发现了一批辽代刻印、书写的佛经和世俗之书,其中《蒙求》一书的版口与新发现的《礼部韵略》极为近似。据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共同主编、199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应县木塔辽代秘藏》记载,《蒙求》三卷,唐李翰撰,框高20.4厘米,宽25.8厘米。每叶二十行,行十六字,左右双边。现存七叶半,卷后“音义”存八行。据讳字,审定为辽兴宗重熙后刊本。蝴蝶装。该书版口或称为书口,也是极窄极简,有的镌注叶码,有的不镌;有的版口中间镌刻一道通上到下的墨线,有的则不镌,亦暴露出极大的随意性和不定性(图见封二)。辽道宗咸雍六年(1069)后燕台大悯忠寺刊印的《新雕诸杂讃》,框高23.3厘米,宽30.5厘米。每叶二十行,行字不等,四周双边。蝴蝶装。第一行镌题“燕台大悯忠寺住院内新雕诸杂讃随名各列如后”,表明此讃刻于大悯忠寺。悯忠寺,即今北京法原寺的前身,始建于唐朝。该书版口或称为书口虽已较宽,但也只是书口偏上镌刻一道横线,偏下方同样镌刻一道横线,而在上横线至上边栏,下横线至下边栏,各镌一道纵向墨线,盖为折叶时取作标准。众所周知,辽代立国要早于北宋,但汉文化远不如中原高,尤其是刻书,多吸取北宋技术,故其书口版式,乃至装帧,多仿北宋。它的版口形式,多能反映北宋刻书的面貌,因而可以用来反证《礼部韵略》很有可能也刻在相应时期。
三、新发现《礼部韵略》与日本真福寺藏本的异同
日本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二著录尾张真福寺藏有北宋刊本《礼部韵略》,并谓“此本比之绍兴增修本,体式迥异,惜残缺不完”。严绍璗《日本汉籍善本书录》经部小学类著录了此书,定为北宋哲宗年间(1086一1100)刊本。该书每半叶十一行至十三行不等,行二十二字不等,注文小字双行,行二十九字不等。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镌平(上、去、人)声上(或下)。韵目标字阴刻。下象鼻处有刻工姓名。存卷一、三、五三卷,凡六十一叶。全书卷末附景祐四年(1037)《礼部条制》、宋元祐五年庚午 (l000)《礼部续降韵略条例》、《贡院条制名讳》。卷中“玄”至“顼”等九十余字皆缺笔避讳,惟宋哲宗名“煦”,下注“御名”。宋程大昌《演繁露》卷五“讳”字条谓:“本朝著令则分名讳为二:正对时君之名,则命为‘御名’;若先朝帝名,则改名为讳,是为庙讳也。”真福寺藏本《礼部韵略》既在“煦”字之下标注“今上御名”,则其初版付梓必在哲宗赵煦一朝。吉林大学文学院李子君教授《日藏宋本礼部韵略刊印时间及版本问题》(《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根据本书所附《元祐庚午礼部续降韵略条例》收有哲宗元祐五年七月十日敕碟全文,内载此年孙諤上表乞增韵字,推定《礼部韵略》之初刻当在此年之后。又据该书后附《贡院条制名讳》,规定高鲁王高遵甫之名,也在回避之列(高遵甫,乃神宗生母、哲宗祖母、哲宗即位时太皇太后高氏的父亲,父以女贵,高氏一垂帘,加赠陈王,诏避其名讳)。至哲宗绍圣元年(1094)二月己酉葬完宣仁圣烈皇后之后,于甲子日才“诏依章献明肃皇后故事,罢避高遵甫讳”(《宋史•哲宗本纪二》)。又证明其书之初刻当在罢避高遵甫名讳之前。早不会早于元祐五年(1090)七月之前,晚不会晚于绍圣元年(1094)高遵甫被免讳之后,中间只有四年的间隔。我们费这么多笔墨阐述日藏《礼部韵略》初刻的历史时段,目的不是为日本真福藏本《礼部韵略》考定出版刻的结论,而是为阐述江西新发现《礼部韵略》与之不同铺平道路。
首先,真福寺藏本为每半叶十一行至十三行不等,行二十二字不等,注文小字双行,行二十九字不等。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版心镌平(上、去、入)声上(或下)。韵目标字阴刻。下象鼻处有刻工姓名。而新发现本每半叶均为十行;牒文之后附属内容逸去;书口状况亦不完全相同;刻工亦不相同,充分说明两者绝非相同版本。
其次,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五《艺文》景德新定《韵略》条载:“先以举人用韵多异,诏殿中丞丘雍重定《切韵》。陈彭年言省试未有条格,命晃迥、崔遵度等评定,刻于《韵略》之末。”又载景德“四年六月,详定诸州发解条例,附于《韵略》”。可知《景德韵略》牒文之后亦有附录内容,但所附内容与景祐《礼部韵略》绝然不同。至若景祐《礼部韵略》牒文之后所附内容究竟为何,因已逸去,无从稽考,但从其前的《景德韵略》,元祐五年经孙諤增补韵字之后的《礼部韵略》看,可以肯定它也一定在牒文之后附有内容,只是不知其究竟附录了什么内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元祐五年《礼部续降韵略条例》,新发现本是绝对不会有的;《礼部条制名讳》即便有,但所讳之字也绝不会完全相同。原因是这两部《礼部韵略》行用的历史背景不同、行用的历史时段不同、有无增补韵字不同。故日本真福寺藏本与江西新发现本绝非相同版本。
再次,真福寺藏本《贡院条制名讳》所公布的讳字,已至“昫、姁、呴、眗、朐、酗、欨”等字,表明宋神宗赵顼的嫌名之讳已经回避。按照《演繁露》“若先朝帝名,则改名为讳”的说法,初刻此书时赵顼乃成为已祧之讳,故该书之刻一定在神宗驾崩之后。而新发现之《礼部韵略》,虽无《贡院条制名讳》可参考,但去声第四中出现的“昫、酗、呴”等字均不缺笔避讳,证明此本之刻当未届神宗之时。更有甚者,入声第五中竟出现了神宗的御名“顼”字,亦不行回避,进一步证明此书之刻,绝不可能在神宗龙飞之后。从神宗前推一位皇帝是英宗赵曙。据日本真福寺所藏《礼部韵略•贡院条制名讳》所公布的赵曙嫌名之讳有“紵、澍、杼、抒、薯、署、豎、樹、墅”等字,而江西新发现本均不避讳,说明新发现本《礼部韵略》之初刻连英宗一朝也未到。果如此,则新发现本很有可能就刻在仁宗一朝。然平声上“真”韵中未收与仁宗赵祯御名相关的字,无从肯定其是否回避赵祯及其嫌名之讳,因而也就无从肯定他就刻在仁宗一朝。日本真福寺藏本《贡院条制名讳》规定,仁宗赵祯嫌名之讳遇“徵”要缺笔避讳,但又小字注明“角徵不讳”,即是说若遇“宫、商、角、徵、羽”五音时,“徵”字读“止”音,与“祯”字读音毫无干连,故不行避讳。新发现《礼部韵略》上声六“止”韵中的“徵”字之下小字注曰:“展思切,宫音所生”。意谓此处“徵”读“止”音,由“宫所生”,故不避,透露出一些回避仁宗嫌名之讳的信息。上述虽已能反映江西新发现《礼部韵略》的版刻不同于真福寺本,并有可能要早于真福寺藏本,但这还只是可能,最终是否如此,尚须进一步加以考证。
四、新发现《礼部韵略》的版本
这部《礼部韵略》,在去看之前他们就说是北宋刻本,并且说是北宋国子监刻本,理由是此书卷尾有《中书门下牒刊修广韵所》牒文,牒文中称“上件《礼部韵略》,并删定附韵条制,谨先写录进呈。如可施行,欲望却降付刊修所镂板讫,送国子监印造颁行。”这纸牒文,乃仁宗景祐间刊修《广韵》以成《集韵》时的牒文。而在修《集韵》的同时又重修《韵略》以成《礼部韵略》。当两书告成之日,自然要由主修之人丁度等上表进呈,提出刻印颁发之请。《宋史》卷一六五((职官五》载淳化五年(994)判国子监李志尝言:“国子监旧有印书钱物所,名为近俗,乞改为国子监书库官。”朝廷采纳李志意见,“始置书库监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经史群书,以备朝廷宣索赐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因知北宋国子监确有专门的刻书印书机构。然上述牒文是否就能证明此书就是当时国子监刻印的官版呢?恐怕还不能轻率就下这样的结论。原因是牒文
珍稀北宋孤本,二百年来古籍界重大发现
考古界泰斗宿白先生曾统计,海内外现存的北宋刻本寥寥可数,大部分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北故宫、北京大学图书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静嘉堂文库等处。而日本古籍界研究泰斗尾崎康先生说过北宋刻本除佛典外,存世量不到十六种,严格的北宋版本更不到十二种。
这部即将在匡时秋拍亮相的《礼部韵略》,是市场中难得一见的北宋孤本,珍若拱璧。这部《礼部韵略》为纸本五册,皮纸印造,字体古朴,刀法古拙,版口狭窄。经考证,与上世纪70年代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刻本《蒙求》一书的版口极为相近。另外,通过对这部《礼部韵略》中避讳字的研究,可以断定该书刊刻在北宋仁宗景祐四年(1037)至英宗治平三年(1066)之间。因此,这部书刊于北宋仁宗时期已是毫无疑问,更是海内外现存最早的《礼部韵略》刻本,可谓二百年来古籍界的重大发现,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版本价值不言而喻。
早于日本真福寺本,比肩日本“国宝”级文物
日本《文化财保护法》规定,最高级的定为“国宝”,其次是“重要文化财”。其中“国宝”是指在重要文物中有特别高文化价值的部分。日本一般都把宋代及以前的罕见重要文物财,定为“国宝”。目前日本藏汉籍中,包括《义楚六帖》、《欧阳文忠公集》、《史记集解》、《文选》在内的13种宋版书被日本文化财保护委员会确认为日本“国宝”。
日本真福寺藏有一部《礼部韵略》,但可惜残缺去声、入声两卷,却仍被定为“重要文化财”,成为日本永久保存的文化遗产。而此次上拍的这部《礼部韵略》刊刻在北宋仁宗一朝,不仅在时间上要远早于真福寺藏本,而且去声、入声两卷也保存完好,填补了日本真福寺藏本之失,文献价值不可估量。
现存最早《礼部韵略》刻本,文献文化价值深远
北宋景祐四年(1037)丁度等奉敕编撰的《礼部韵略》一直是诗赋考试的最权威官韵。作为两宋科举考试的金科玉律,刊行量大,流布面广,深得广大士子的尊崇,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科举的范围,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礼部韵略》作为韵书的权威,被后世奉为圭臬,深刻影响了韵书《古今韵会举要》、《洪武正韵》以及字书《康熙字典》的编纂,其实用性的编纂特点,丰富了汉语辞书编纂的模式,文化影响广泛。这部《礼部韵略》的发现,文物、文献、学术价值是难以估量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也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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