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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2 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 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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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作者 陈鉴(宋) 尺寸 9.4×6.5cm
作品分类 古籍善本>历代刻本 创作年代 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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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场 逢辰现世——曹锟旧藏 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 拍卖时间 2018-06-20
拍卖公司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会 中国嘉德2018春季拍卖会
著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史部 史抄类(490页):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宋陈鉴辑注,宋刻本,九行十八字,线黑口左右双边。存1-3、6-7、11-13、21-74、82-84、88-113、117-176、178-179、181-200(58、142-153抄配)。藏书单位:0101(中国国家图书馆)、0201(上海图书馆)、0301(天津人民图书馆)、1601(南京图书馆)。
钤印:天津人民图书馆珍藏图书(钤51次)、胡氏所藏宋本(钤51次)、天津图书馆注销章(1次)
说明 宋刻本

1箱6函51册

提要:
宋刻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二百卷,(宋)欧阳修撰(宋)陈鉴纂。框高9.4厘米,宽6.2厘米,开本11厘米。巾箱小册。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细黑口,四周双边或左右双边。有耳题。
此部51册宋刻巾箱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为胡若愚、曹锟旧藏,卷一卷端下题“翰林学士兼给事中充史馆修撰欧阳修撰;石壁野人陈鉴纂”。陈鉴详节音注的此部《唐书》,乃是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修撰的《新唐书》。全书共二百卷,现存一百六十卷。
存卷为:1-3、6-7、11-14、21-24、25-27、28-30、31-34、35-37、38-41、42-43、44-46、48-50、51-53、59-61、65-67、68-70、71-74、82-84、88-90、91-93、94-96、97-100、101-103、104-106、107-109、111-113、117-118、119-121、124-126、127-129、130-132、133-135、136-138、139-141、142-146、147-153、154-157、158-160、161-163、164-166、167-169、170-172、173-174、175-176、181-183、184-185、186-188、189-191、192-195、196-198、199-200。
《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一书除了在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有所著录之外,过往不见任何其他着录,仅见零帙残存,是一部罕知罕见罕传的遗存旧籍。
由《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着录可知,此部书缺失的47卷,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一册),54-58卷、122-123卷存于上海图书馆(两册),62-64卷存于南京图书馆(一册)。
陈鉴,建安人,事迹未详。《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六载:“鉴,建安人,自序在端平甲午,自称石壁野人及南宋遗民。” 陈鉴纂辑《音注唐书详节》二百卷,自《宋史·艺文志》以降,直至明清书目,未见有着录者。而他编辑的《西汉文鉴》和《东汉文鉴》,在明髙儒的《百川书志》、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钱曾的《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倪灿《宋史艺文志补》、《适园藏书志》、《藏园群书经眼录》等书中,都有详略不同的着录。惟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十五集部着录明刊本《西汉文鉴》二十一卷《东汉文鉴》二十卷时说:“宋石壁野人陈鉴编。是书取两汉之文,分代编次。西汉始高祖,终平帝;东汉始光武,终献帝。盖以读一朝之文章,即可知一朝之政治也。据鉴自序,所著有汉唐史节、汉唐文鉴,今史节及唐文鉴具佚,是书仅有传本,亦希见之书也。” 可惜的是陈鉴久为人知的两汉《文鉴》,其宋刊本早已佚失,不复可见。今只有明刻本存世。而此前罕知罕见的宋刻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却依旧存世,只能赞叹造化的神奇。
胡若愚(1895-1962),安徽合肥人。国立北京大学毕业。曾任张作霖镇威上将军公署顾问,张学良的把兄弟。他与张学良曾同列于李石曾任董事长的故宫博物院董事会名单。1928年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胡若愚在此中立有大功。他先后担任过青岛市市长、北平市代理市长、开滦矿务局督办,在奉系中具有相当的背景。
曹锟(1862-1938),直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他曾因为重金收买议员,贿选总统而被世人诟病;但也因为在其总统任内公布了第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完成了自1913年以来的民主制宪,以及晚年保持气节,不为日本侵略者所利用而青史有名。
竞投本件拍品,需办理特别竞买号牌。

曹锟旧藏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学术研讨会

  中国嘉德春拍重要拍品曹锟旧藏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学术研讨会于5月10日上午在嘉德艺术中心召开。会议邀请到多位业内专家到场,就这部罕知罕见罕传的宋刻孤本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学术点评和论证。
  嘉德春拍此部曹锟旧藏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共51册存160卷,自南宋以来在历代公私书目中均未着墨,近年来仅于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略有提及。此书过往亦仅见零帙残存,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册47卷,上海图书馆藏两册,54-58卷、122-123卷;南京图书馆藏一册,62-64卷。


研讨会发言集锦
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发展研究院院长 李致忠先生
  这部《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有零卷分藏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所藏本与这套书的风格基本相同。之前各馆的藏书只能注出其为宋刻,但是总卷数是多少、辑者是谁都不知道。这套书的出现,让我们知道了辑者是建安陈鉴,从刻书风格来看,是宋代福建地区的坊刻本,刻印精细,用纸上乘,应该是闽本坊刻的精品。我查阅各种书目资料都未见过关于此书的著录,完全是一部罕见罕知罕传的旧籍遗存。今日由曹氏后人逢辰现世,真是幸事!
  此书的原藏家胡若愚是天津的十大收藏家之一,当年张学良在北京、天津大肆买画,其中有两个点拨他的人,第一个就是胡若愚指导他买画。


上海图书馆研究员 陈先行先生
  此本与上海图书馆藏本基本相似,虽左右双边、四周双边情况间有不同,但是考虑到此书卷帙浩大,可能延请众多刻工同时刻板,结合此本的纸张、行款等风格,可以确定此本为宋版无疑,并且所用的纸张比普通福建坊刻本更为考究。此本一出,长期萦绕在版本学家心头的疑窦顿开,关于此书的作者信息及卷数信息,第一次清晰的呈现在世人面前,因此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嘉德25周年的一件重器。


中国美术学院 范景中教授
  此部《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是宋版书无疑,也是近年来国内古籍拍卖市场上拍卷数、册数最多的一部宋版古籍。即便此书中的一卷抄配本,其精美程度,可以说直追著名的明末毛氏汲古阁精抄本。
  这部书中避宋讳至“敦”,为南宋光宗时期,为断定南宋具体刻书年代提供了线索。此次第一卷及作者名字的出现,是很大的收获,这就让三个图书馆的散藏本找到了家。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翁连溪先生
  此本装帧考究,书衣蜡笺洒金轧花,吉祥福寿纹,从装帧工艺来看,绝对是高手所为,非常珍贵。从刻板字体、刀法考虑,此部二百卷应为同时同地印刷,刻工印工在闽刻坊本中都可称为翘楚。比较普通宋版书所用的纸张,此本所用纸张皮性更强,历经千年后仍然神采奕奕,可见刻印此书时所耗费的工本应该是很巨大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皮庆生教授
  《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所属的史抄类书籍,是宋代吕祖谦《十七史详节》为标志形成的、具有鲜明宋代特色的著书形式,从文献学角度来看,这正与以上诸位专家所断定的著书及刻印年代相符合。史抄类书籍,这么大部的极其罕见。另外,此本名为“详节”,却保留了众多欧阳修《新唐书》中的文本信息,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把这部书当作一部宋版《新唐书》来对待,这对于我们今天校理《二十四史》中的《新唐书》,无疑又提供了一部全新的宋版依据,其史料和校勘价值是非常重大的。


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顾问 拓晓堂先生
  此本宋本无疑,然宋何时也?这部书中蕴含着巨大的版本和文献信息,需要留给有关专家和竞得此书的有缘人,去解开萦绕在这部失传千年的宋刻孤本身上的历史谜团。
  这部书曾是大收藏家胡若愚的藏品。从装帧上来,相信前一位藏家也是有品位有地位的人,也非等闲之辈。这部书的出现填补了学术空白,具有重大的学术参考意义,值得大书特书。



失传千年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
隆重亮相嘉德古籍
文/宋皓
  嘉德春拍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共五十一册,一百六十卷,仅见著录于北京线装书局出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在它存在的近千年时间里,被人秘藏,未曾见于其他任何一本书目著录。此部宋刻孤本目前已知还有四册零本,分别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1980年5月全国古籍善本书目普查开启之后此书曾惊鸿一现,但未及窥得全豹,它又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如今,在沉寂38年之后,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再次惊现于世,创造书林一段传奇。
  关于这部宋刻《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的递藏情况,目前仅知其先后曾被胡若愚和曹锟旧藏。后因为历史原因而短暂入藏天津人民图书馆。
  胡若愚(1895-1962),安徽合肥人,曾任张作霖镇威上将军公署顾问,张学良的把兄弟。他与张学良曾同列于李石曾任董事长的故宫博物院董事会名单。精鉴赏,富收藏。1928年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胡若愚在此中立有大功。他先后担任过青岛市市长、北平市代理市长、开滦矿务局督办,在奉系中具有相当的背景。
  曹锟(1862.12.12-1938.5.17),直系军阀领袖,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在他的总统任内,公布了第一部《中华民国宪法》,完成了自1913年以来的民主制宪。他曾因为重金收买议员,贿选总统而被世人诟病,但也因为晚年保持气节,不为日本侵略者所利用而青史有名。
  这部神秘的宋刻本,在奉系要员和民国大总统之间,曾经扮演过怎样的角色,其中内情只能交由未来的史学家去钩沉。
  1980年6月,由于全国古籍善本书目普查而惊现于世的这套宋刻本,受到了顾廷龙先生的关注。《顾廷龙年谱》记载,1980年6月15日,顾廷龙先生去天津图书馆阅书,调阅了这套《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关于这次调阅书籍,天津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回忆文章中记录到:“其中有些书为文革中查抄书,现已退还。”此书的第一册,钤盖一枚“天津图书馆注销章”,即对应此事。
  线装书局版《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史部 史抄类对此书著录如下: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宋陈鉴辑注,宋刻本,九行十八字,线黑口左右双边。存1-3、6-7、11-13、21-74、82-84、88-113、117-176、178-179、181-200(58、142-153抄配)。藏书单位:0101(中国国家图书馆)、0201(上海图书馆)、0301(天津人民图书馆)、1601(南京图书馆)
  查阅公共图书馆的藏书信息可知,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巾箱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两册,54-58、122-123卷,存七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册,47卷,存一卷;南京图书馆藏一册,62-64卷,存三卷。中国嘉德古籍春拍的此套宋刻巾箱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共51册,存160卷。更重要的是,这51册宋刻本的出现补充了《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这部书的版本信息,世人由此了解《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是由宋人陈鉴纂辑,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修撰的200卷《新唐书》详节。如果加上三家公立图书馆馆藏的十一卷,这套宋刻孤本目前存世共计171卷,可以说已较为接近完璧。
  关于此书的编者宋人陈鉴,历代书目都曾著录过他曾编辑过《西汉文鉴》和《东汉文鉴》,但遗憾的是,陈鉴编纂的《两汉文鉴》宋刻本均已不传,目前仅见明刻本传世。而由陈鉴编纂却从未见诸文字著录的这部宋刻孤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却状态完好奇迹般的留存于世间,让人除了感叹只能感叹造化的神奇!



宋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跋




文/李致忠





宋刻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二百卷, (宋)欧阳修撰(宋)陈鉴纂。框高9.4厘米,宽6.2厘米,开本11厘米。巾箱小册。每半叶九行,行十八字,细黑口,四周双边或左右双边。有耳题。现存一百六十卷:一至三、六至七、十一至十四、二十一至七十四、八十二至八十四、八十八至一○九、一一一至一一一三、一一七至一二一、一二四至一七六、一八一至二○○。原为奉系要员胡若愚旧藏,后送予直系军阀头目曹锟,今为曹氏后人所拥有。此书有零卷分藏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及南京图书馆,但都只能注出其为宋刻,其编纂人及全书总卷数均付阙如,注不出来。完全是一部罕见罕知罕传的旧籍遗存。今日由曹氏后人逢辰现世,岂非幸事!

陈鉴及其纂辑是书的缘起

本书卷一卷端下题“翰林学士兼给事中充史馆修撰欧阳修撰;石壁野人陈鉴纂”,因知陈鉴所详节音注的《唐书》,乃宋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修撰的《新唐书》。《新唐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凡二百二十五卷。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都是北宋仁宗时的重臣,他们的行实事迹,哪里都可查到,无需赘述。而详节音注此书的陈鉴,则行实事迹史不明书。
陈鉴尝编纂《西汉文鉴》二十一卷,《东汉文鉴》二十卷,并在南宋理宗端平甲午(元年 1234)为之撰写过一篇序文,序后落款为“石壁野人建安陈鉴拜手稽首谨书”,因知他是福建建安人。宋樂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一江南东道十三记载“建安县十三乡地,本孙策于建安初(196)分东侯官之地立此邑,即以年号为名,属会稽南部都尉。原是闽国,吴永安三年(260)始立建安郡于此,历代如之”。因知建安,乃割侯官之地而建置,故建安人亦可称侯官人。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十三谓陈“鉴福州侯官人。庆元二年(1196)进士”。侯官属福州,故清徐景熹【乾隆】《福州府志》卷三十七亦载“陈鉴字明之”,为“庆元二年丙辰邹应龙榜”进士。缕清这些关系,对陈鉴其人便可作如下勾勒:陈鉴,字明之,石壁野人盖是其号,石壁精舍盖是其室名斋号,庆元二年进士。其他行实则不详。
陈鉴纂辑《音注唐书详节》二百卷,自《宋史•艺文志》以降,直至明清书目,未见有单独著录者。而他所编辑的《西汉文鉴》和《东汉文鉴》,则明髙儒的《百川书志》、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钱谦益的《绛云楼书目》、钱曾的《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录》、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倪灿《宋史艺文志补》等,都有详略不同的著录。惟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三十五集部著录明刊本《西汉文鉴》二十一卷《东汉文鉴》二十卷时说:“宋石壁野人陈鉴编。是书取两汉之文,分代编次。西汉始高祖,终平帝;东汉始光武,终献帝。盖以读一朝之文章,即可知一朝之政治也。据鉴自序,所著有汉唐史节、汉唐文鉴,今史节及唐文鉴俱佚,是书仅有传本,亦希见之书也。”这是张金吾从陈鉴两汉《文鉴》自序中悟出来的诠释,是否如此,当将陈鉴自序引出,以便证实张说是否正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明弘治十五年(1502)邵宝序刻之两汉《文鉴》,尚保留陈鉴的原序:
“或有问于余曰:‘子之驰骋古今,贯穿史传,而谓史可节乎?他史犹可,而谓汉唐三史可节乎?今子之纂节三史固矣,又何为摘出三史之文而别为一编?试为我言其故。’余应之曰:‘汉、唐正史,万代取信,奚庸一字加损!特以科举之习,不容不纂取其要。余白首场屋,深知其然。汉、唐三史连编累牍,寸晷之间,何能遍览?书肆节本,十不一二,无可搜阅,余是以冒然为之。盖有得夫先正采取史集要言之义。至若名公钜卿忠言嘉谟,见之史传,不可概举,何敢一字妄加节略。惟其不容节略,是以别为一编,故不摘出,无以表一时言论之切,不系诸朝,无以知当时听从之美。覩一代之奏言则知一代之兴衰之故。观一篇首末,则知一篇奏疏之由。史有不足,则旁搜他书,如平子之赋二京,张说之颂封禅,韩子原道,柳氏之铙歌,要亦吾儒之不可阙者。或取之选,或取之粹,或取之集中,皆此类也。汉唐史节,积十馀年而功始竟。三史之文编纂告成,姑以述其大概云尔。妄将末学,破裂旧史,知我者其以是乎,罪我者其以是乎?端平甲午石壁野人建安陈鉴拜手稽首谨书。’”
陈序以问答方式,阐释了他节略《汉书》、《后汉书》及《新唐书》而各自单独成编之由,乃緣“汉、唐三史连编累牍。寸晷之间”无法遍览。而本人又“白首场屋”,深知“科举之习,不容不纂取其要”,透露出其节略汉、唐三史要文,编成《西汉文鉴》、《东汉文鉴》及《音注唐书详节》,是为了满足举子科考之需,未跳出“帖括”之书的的窠臼,立意并不高远,但确是他编纂此书的真实目的。
前边张金吾尝言“据鉴自序,所著有汉唐史节、汉唐文鉴,今史节及唐文鉴俱佚。”照张氏的理解,陈鉴应作有《汉书详节》、《后汉书详节》、《西汉文鉴》、《东汉文鉴》、《唐书详节》、《唐文鉴》等六种书。为什么如此?以序中有“今子之纂节三史固矣,又何为摘出三史之文而别为一编”之问。而陈鉴的解释则是“汉、唐正史,万代取信,奚庸一字加损”!“名公钜卿忠言嘉谟,何敢一字妄加节略”!“惟其不容节略,是以别为一编”。因为不别为一编,“无以表一时言论之切”,“无以知当时听从之美”,无以“知一代之兴衰之故”,无以“知一篇奏疏之由”。如果真作如是解,则陈鉴当是一位高产作者。然观其两汉《文鉴》,大部分摘自两《汉书》,少部分则选自他书,因此《西汉文鉴》、《东汉文鉴》已是两《汉书》的节略,未必再单有两《汉书》详节。至若《新唐书》,虽亦为纪传体史书,但在写法上、材料剪辑上,已远不如两《汉书》保留的原始资料多,无法照两《汉书》那样从中直接摘选要文,故只得变体为音注详节。是否如此,陈序已全文录出于上,读者自可审定。

《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的版本

由于是书不见任何著录,因此它的版本也就不见有人谈论过。偶有零帙留存,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此书之第四十七卷,但不知其书总卷数,也不知纂辑者为谁,只能就其风格特点,审定为宋刻本,故其著录只能为“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口口卷,宋刻本一册。九行十八字,细黑口,四周双边,有耳”。上海图书馆存有两册,也只是著录为宋刻本;南京图书馆存卷六十二至六十四,也只著录为宋刻本;天津图书馆存卷一至三、六至七、十一至十三、二十一至七十四、八十二至八十四、八十八至一一三、一一七至一七六、一七八至一七九、一八一至至二○○,凡一百七十三卷。其中卷五十八、一四二至一五三抄配。由于天津所藏存有卷一,下题有“石壁野人陈鉴纂”字样,故著录出“宋陈鉴辑注”及“宋刻本”,但总卷数却仍付阙如。令人不解的是,天图存藏最多,且注出了责任者,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出版时为何不以天图所藏立款,而仍以国图、上图、南图标目?目后索引亦不标注天图有藏,这其中自有曲折,此话留待后边再谈。
前边几家有藏图书馆之所以能注出该书是“宋刻本”,更多的恐不是靠前人论说或文献记载,而是靠其书的自身风格而审定的。这种审定虽然迄今仍无法动摇它的根基,但若能钩沉出某些相关文献,还是可以从旁助力我们凿实它是宋刻的正确性。
国家图书藏有明弘治十五年邵宝序刊《两汉文鉴》。邵氏《重刊两汉文鉴序》云:“頃者训导黄云自瑞州来,视予《西汉文鉴》一编,则宋人陈鉴氏所集。凡汉文散见于纪传及选苑诸书皆在……。(黄)云所藏本,本宋刻,其简帙甚约,于简阅为便。”透露出宋刻《西汉文鉴》“简帙甚约”,即开本甚小,方便携阅。
阮元《四库未收书提要》卷一《汉文鉴二十一卷提要》谓:“其文皆採自史传,不无删节之病。然就西京文纂录其要,可以为读史之助。与前次所录《东汉文鉴》同为宋时巾箱本,合之成全璧云。”已明确指出陈鉴两汉《文鉴》的宋刻本是巾箱本。
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十三著录明刊本《西汉文鉴》二十一卷《东汉文鉴》二十卷,并说“旧有宋刻巾箱本”。
上述所言虽都讲的是陈氏两汉《文鉴》的宋刻巾箱本,但它与《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的版本紧密相关。前引陈鉴自序尝言“汉、唐史节,积十馀年而功始竟。三史之文编纂告成,姑以述其大概云尔。”显然陈氏是把节选《汉书》、《后汉书》、《新唐书》而成的《西汉文鉴》、《东汉文鉴》及《音注唐书详节》视为一项整体工程,所以他自序说“汉、唐正史,万代取信”,“汉、唐三史连编累牍”,“三史之文编纂告成”。因知端平甲午陈鉴自序,并非只是两汉《文鉴》之序,而是三书之序。这篇序文虽未明题刻梓,但三书之付梓应距此不远。所以弄清宋刻两汉《文鉴》是巾箱小册,则其《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亦当是巾箱小册。果然,这种巾箱小册之《石避精舍音注唐书详节》,竟在近八百年后逢辰现世,证实了陈氏三史之节文确是同时付之剞劂,所以三书的版式行款、印纸墨色、字体风貌、开本大小都应该是一致的。只可惜久为人知的两汉《文鉴》,其宋刊本却久轶,不复可见;而长期罕知罕见罕传的《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其宋刻的真实面目反揭开了掩饰已久的面纱,令人一覩为快,不胜欣幸!
明代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著录有《西汉文鉴》,并定为“闽旧刻”。意谓“福建的旧刻本”。三书若确是同时付之剞劂,则《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亦当是福建旧刻。今此书赫然复出,得观其整体风貌:字体近柳,棱角峭励,细竹纸印造,墨色匀净,确一派十足的闽刻风韵。栏外有耳题,旨供检阅方便。卷四十七中“仪凤中司邢台常伯李敬”之“敬”字,“徐敬业”之“敬”字,均缺末笔,以示回避宋讳;“越王貞”之“貞”字,乃回避北宋仁宗赵禎嫌讳;“玄宗开元三年黄门監盧懷慎”之“慎”字,亦缺末笔,显避南宋孝宗赵昚嫌讳。可是,遇“玄”、“弘”、“炅”等该避之字却又不避,随意性较大,这都从不同角度印证了它的是宋刻,而且是南宋后期闽建书铺刻书常有的现象。加之是巾箱小册,显为节约成本,便携易售,也是南宋后期闽建书铺的一种经营策略。陈鉴又是闽建人,书又为举子科考参用。所有因素凑集在一起,便构成了当地人编书,当地寻铺开雕,行销却四远而无不至。

《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的钤印与递藏

该书有两枚钤章,一为“胡氏收藏宋本”,一为“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收藏图书”。两颗藏印,蕴藏着两段情趣和故事。
本为开篇已言此书原是胡若愚旧藏。钤印亦言“胡氏收藏宋本”,因知印主即当是胡若愚。胡若愚,名言愚,字如愚,后更字若愚,安徽合肥人。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尝为张作霖镇威上将军公署顾问。后来为张学良副官,并结拜为兄弟。《张学良口述历史》中说“胡若愚呢,是我那时候到北京在一块玩儿的朋友”。1925年曾任北洋政府善后会议委员、临时参政院参政,京师税务监督。1928年“皇姑屯事件”发生,张作霖命归黄泉,张学良则坐上了奉系“东北王”的交椅。张学良本就主张讲和,“皇姑屯事件”后,国耻家仇交织在一起,促使他决计派出自己的副官胡若愚赴南京与国民政府商谈东北军易帜归附问题。结果结束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实现了统一。胡若愚在东北军,乃至国民政府的眼中,地位也就不同寻常了。1930年9月出任青岛市市长,官邸即在今青岛文登路8号。1931年兼任北平市代理市长、国民政府实业部开滦矿务局督办。其后脱离政界,赋闲长住天津。终日以书法、读经礼佛为事。其人喜收藏,精鉴赏,张学良早年在京、津地区收集古书画,他是点拨人之一。2007年,天津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过《天津十大收藏家》一书,书序中尝言:“天津收藏家们收藏的文物各具门类,各有特色。书画收藏家有:汪士元、靳云鹏、任毓麟、胡若愚、张伯驹、张叔诚、沈吉甫、韩慎先、翁之熹、袁东槎等人。”所举十大书画收藏家中,胡若愚之名赫然在目。书画收藏家常以书画蒐藏为主,但于珍贵的典籍亦不肯失之交臂。胡若愚入藏宋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盖即如此。
前边说过了,胡若愚先是张作霖镇威上将军公署顾问,“皇姑屯事件”后又是张学良的重要副官,并能肩负使命,前赴南京洽谈奉军易帜归附,实现统一的历史大业。足见他与东北军张氏父子的关系是密切的,地位是重要的。因此,张氏父子和当时军阀头目之间的关系,也常常影响和左右着胡氏与他们的关系。如张作霖与曹锟的关系,既是军阀之间奉系与直系的关系,又是相互拉拢、相互利用而又相互反目的关系。1920年直皖战争后,由于权利分配不均,奉、直之间关系诡谲。因而他们不惜利用古老的通婚之策,借以弥合彼此的关系缝隙。时年只有四岁的张作霖四子张学思,被乃父与曹锟的六女儿曹士英定下了娃娃亲。据传,定亲的酒宴在天津曹家花园举行。张作霖携子步入大厅,曹锟起身迎接,并亲热地请张坐在自己身旁,张则令学思跪地给岳父大人磕头拜亲,二老会心大笑,宾朋亦随之欢笑。有人逢迎真是金童玉女,天作之合。有人賀曹巡阅使喜得乘龙快婿,张巡阅使喜得玉女为媳。两大帅结亲,天下从此可得安定。未成想,定亲之后竟发生过两次直奉战争。张学思此后走上革命道路,也未真的实现这门亲事。但张曹定为姻亲总是事实,说明张曹两家确有过一段热络的关系。作为奉系一方的要员,胡若愚将自己的藏书—宋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转送曹锟,以示友情,就显得十分自然并可以理解的义举。
第二枚钤印是“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收藏图书”。此印的钤盖,当与四十多年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有关。1966年“81.8”之后,“文革”再起狂澜。不谙世事的“红卫兵小将”们在全国掀起了抄家之风,书画、典籍被视为“四旧”而被抄被毁。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有的虽被抄出,但未立即销毁。有的被送到指定地点,有的就被送到了当地图书馆。有的收藏家为形势所迫,主动将自家藏品交给所在单位或街道办事处,而后再由单位或街道办事处送至图书馆或相关管理单位。送交时有的将财产归属说清楚了,有的根本什么也没说。有的图书馆将接受的藏品,分藏家造册,单独存放,有的图书馆则册也未造就直接上了自家的财产账,甚而著录编目、钤章盖印、入库上架,视为自家的藏品了。“文革”后期及“文革”结束后,开始落实政策,藏品渐次发还原主。交接时,有的原主再次见到自家藏品,且保存完好,心生感激,一再致谢。有的原主不明真相,以为是图书馆参与了当时的查抄,心怀不满。有的图书馆书已编目上架,并钤盖了藏章,书还原主,还要财产注销,手续烦杂,发还迟疑,从而引起原主不满,甚而产生矛盾,政策落实缓慢。天津市人民图书馆之于宋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大概即属于这种情况。
1975年秋末冬初,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向国家图书馆(时称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口头传达了重病中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目编出来”。同年秋末冬初的一天下午,天气阴沉,刘季平召集全馆相关人员,传达周总理上述指示,并嘱咐思考事先应做哪些准备。1977年春,准备工作启动。1978年春,在南京召开全国性善本书目编辑工作会议,正式部署编目工作。1979年底,全国各馆善本编目卡片陆续汇集北京。翌年春,总编工作在北京展开。为使校核工作顺利进行,在经、史、子、集、丛各部大体草编就绪之后,主编决定先刻蜡纸油印本。这个油印本的史部史抄类,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报来的宋本《石壁精舍音注唐书详节》仍著录在目。待到1993年4月史部正式出版时,距油印本问世已过去十年有馀,天津图书馆根据政策早将原书退还了曹家。此便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仍以国图所藏立款标目,并不再标示天津图书馆有藏的历史原因。2000年5月线装书局正式出版带有索引的《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即以油印本为底本,不管其后的种种变化,一概照录,造成诸多局外人不懂不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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