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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1 『致启平先生』手札一通一批 镜芯 纸本水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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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品信息

作者 冯友兰(1895~1990) 朱家骅(1893~1963) 汤元吉(民国) 许世英(1873~1964) 张文汲(1892~1951) 陈果夫 尺寸 尺寸不一
作品分类 古籍善本>书札文牍 创作年代 暂无
估价 无 底 价
专场 民国往事专场 拍卖时间 2020-12-06
拍卖公司 中鸿信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已开通官网 拍卖会 2020秋季拍卖会
『款 识』
1.后学张文汲顿首,八十八。
2.弟雷法章拜啓,五月八日。
3.弟余井塘拜啓,十月三日。
4.谷正纲啓,十一月十九日。
5.弟汤元吉拜啓,六月卅日。
6.弟汤元吉拜啓,四一,七,十二。
7.弟许世英敬啓,二月十六日。
8.弟洪兰友敬啓,元月二十一日。
9.弟谢贯一敬啓,四十年元月十二日。
10.陈果夫,七十六。
『钤 印』
谷正纲(朱文)、汤元吉(朱文)、许世英印(白文)、洪兰友(朱文)、谢贯一(朱文)
说明 『说 明』
LOT801-LOT812 为苗啓平旧藏。

『上 款 人』
苗啓平(1893-1958),字允青,江苏睢宁人。民国17年(1928)任余姚县长,任内改组县政府,建区公所,改编乡镇,创设贫民习艺所、救济院、县立师范讲习所等,修筑新建路、府前路,编纂《余姚县县政汇编》,中华民国初年中国少有的留学德国的人才。他早年毕业于山东政法大学,曾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国民政府的江苏省溧水县长,浙江省余姚县长,江苏省徐州市国立师范学校校长,江苏省睢宁县中学首任校长。在政治上,曾经担任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要职,是国民政府的国大代表,国民党的立法院元老委员。

『按 语』
此批『致啓平信札』所涉及人士、为苗啓平先生时任国民党立法院委员致函。事件可反映1949年后台湾政治、经济等某方面状况纪实,实属难得。

此信札为张文汲书为苗啓平先生,信中所提『中国地方自治半月刊』于台湾创刊,张文汲为台湾农村经济及农民生计,深感担忧并发表主张,在台湾颁布改进办法后,苗啓平先生作为代表下乡视察,张文汲先生希望苗啓平先生描述视察后之感,以供参考,撰文发刊。
此通信札书于民国四十一年(1952年),汤元吉先生一直致力于化学研究,于1946年后任台湾肥料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信中与苗啓平先生讲述台湾农业肥料现状,希望以最简单明了的宣传引起各方面注意,一致扶持达到台湾肥料自给自足。

『1949年以后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发展历程』
——引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记述
台湾作为一个岛屿,除马来种属的土著人外,相当部分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族群,如厦门,如潮州;189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50年后,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由当时处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收;1949年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开始了台湾全面现代化的进程。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将这一段历史作为单独的一个部分,专章记述了1949年以后台湾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状况——或引或摘转述如下。
经济发展
建立现代工业体系,是为台湾发展的目标。其实,在上世纪的下半段,大陆两岸的经济发展方向与目标总体上可以说是基本一致的,在手段上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但发展的结果却有着明显的差别:
土地改革。台湾在1949年以后的土地改革,以“耕者有其田”为口号,据说是成功的,有效的,而且也是引人瞩目的。其实,大陆也把这项措施作为建国后的首要任务之一,而且改革的方向,从某个层面上说也是一致的:那就是改变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现状——这其实也是中国千百年来无数次农民起义的一个永恒的追求:均田地——数百年的和平稳定,使经济发展了,于是土地趋于集中,失地农民越来越多,社会稳定也就成为问题,农民起义,就是通过战争等暴力手段改变这种状况。
只是当地球转到20世纪下半叶,大陆两岸均田地的方式就有着天渊之别:大陆,采取所有土地收归国有的方式,然后按照平均的方式分配给农民;而台湾,则是仍然沿用土地私有的体制,但通过法律、行政等手段,分三个阶段推进:第一阶段,将地租从原来通常占总收成的50%降至37.5%;第二阶段,将大量从日本所有者手中没收的公有土地出售给农村家庭;第三阶段,规定地主要将超过3公顷的水田或6公顷的旱田以外的土地卖给当局,并由当局将这部分土地出售给佃户。台湾的土地改革于1953年结束。
据《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台湾当局的土地改革效果显著,而且,对其后台湾的经济发展起到显著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地租的降低,对于农业生产和工业化大有好处,也为台湾经济在60到70年代的高速增长做好了准备;二是大大削弱了地主阶层在农村的势力,并使台湾的农业转入自耕农占有小块耕地的体制,使农民的收有所增加,也使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有所提高;三是由于限制了地主像过去那样大量投资于土地,使昔日的地主开始向工业进行投资;四是农业产量的提高,使台湾有充足的粮食供给急剧增长的人口,并改善食物的营养,同时使占这一时期出口额大部分的农业出口保持稳定;五是增加了台湾当局的收入,不仅使其能有足够的粮食分配给军队和政府部门的雇员,而且也有足够的粮食用以平衡粮价,防止在大陆曾出现过的由于商人囤积引起米价暴涨而导致的社会混乱在台湾重演。
有限度发展国有企业。50年代初,台湾当局从日本手中没收的公司的产量占工业总产量的56%,对于这些主要是化工、肥料和石油行业的国有企业,台湾当局采取不再扩大规模的做法,只是维持这些企业的生存;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将没收的4家日本公司的股票作为收购地主超出限制的土地的部分补偿,促使这4家大公司成为私人所有制。
政府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台湾当局在50年代初即开始投资于农村交通网络的扩建,铁路的改进以及发电量的增加,以满足由于工农业发展而不断产生的新需求。这一措施也成为台湾颇具特色的城市化进程的有效支撑。
推行进口替代。鼓励私有业主开设生产替代进口消费品的企业,促使工业部门的生产领域从简单的食品加工逐步转向出口的纺织品、橡胶、皮制品、自行车、木制品以及一些国内消费品的生产。该项措施很快取得成效,不到10年,这类工业已经出现过剩,于是台湾当局将生产的重点转向台湾已经生产的供出口的非耐用消费品。到60年代初,台湾的工业类型,由为国内市场加工国内原料,转向利用进口原材料生产出口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到1965年,电子原件的生产也在台湾落户
治理通货膨胀。1949年,台湾当局以黄金和外汇为十足准备建立了新货币,新货币与美元之间建立了固定的兑换率,并与大陆濒于破产的旧货币断流。……
台湾经济的奠基,始于日本统治时代,稳固于50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于60到70年代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据记载,50年代,台湾工业年增长率为10%,台湾的农业产量以平均每年4%的速度增长;而在60年代,台湾人均国民收入从50年代的每年增长2.7%上升到年均增长5.8%,农业生产总值在纯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从1960年的33%下降到1970年的18%;工业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则从25%上升到35%;而在整个60年代,台湾工业产量每年递增20%,是50年代的两倍;到70年代的前3年中,台湾曾一度出现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5%的繁荣势头……1965年,美国对台经济援助逐步停止,但这对于台湾经济的发展并无损害。台湾70年代出现的经济衰退,据分析,源于世界石油价格的暴涨——台湾完全依赖于进口石油……
事实上,在建立现代工业体系的方向上,大陆当年走的是同样的这么一条道路,特别是在确立工业与农业发展的重心上,基本上离不开重工轻农的思路,其实这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规律,当年英国工业化前期不就是以“羊吃人”这么一种血腥的形式为工业化大生产实现了原始积累吗?只是,台湾当局在50年代,尽管农业遭到压榨,为工业发展提供它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但是,与其他地区通常的情况相比,交换价格对农业并非十分不利,可以说,其在早期采取将重点放在农业上的政策,使其能够取得在发展中国家里少有的工业和农业的平衡发展。而大陆当年则一直采取以牺牲农业来换取工业发展的模式……
政治体制
国民党自1949年退守台湾起,至80年代,一直实行一党执政,蒋介石从进入台湾起一直到离世,都任职“总统”、国民党的总裁;仅有那么一两年的“真空”,其儿子蒋经国又重上“总统”之位、就任“总裁”一职,同样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与此同时,对政治言论的严格控制也持续到上世纪的80年代。不过,国民党统治台湾后,也不得不对从当年大陆移植过来的一整套政治体制作出有限度的修正、修改乃至更新:
扶持农会组织。日本占领时期就已成立的农会组织遍及台湾的各级政府机构,并在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民党改变了农会领导人由任命产生的做法,规定农业收入占其总收入一半以上的家庭才有农会选举权,而且农会领导也由农会成员选举产生。
在地方政治中推进民主进程。国民党在地方和省级“政府”中扩大选举范围。这也是对日本统治时期不允许任何全岛性的民选机构存在的一种革命性改变。蒋介石于1950年批准实施县、市议员、地方行政官员和市长的普选方案。1951年省“国民大会”由县、市“议会”选举产生,1959年后则完全由普选产生,所有20岁以上的公民在地方和省级选举中都有投票权。于是,相当部分台湾本土人士以及非国民党籍的“无党派”通过选举进入了台湾当局的各级“政府”。考试制在公务员选用中的实行,同样令台湾本土人取得与大陆人同等地进入“政府”行政机构的机会。
专家治国论的执行者。蒋介石到台湾后遵从这一理论:蒋介石与他的同僚们包括以尹仲荣、严家淦、李国鼎和蒋梦麟为首的一批专家治国论者,为60年代和70年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民党进入台湾后采取的这些政治上的变革,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陆人与台湾本土人之间日益明显的矛盾:国民党失守大陆后,大批大陆人随国民党进入台湾,并在台湾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占据着不容侵犯的绝对统治地位;而台湾的本土人,在殖民时期结束后更加希望能更多地参与本土的政治经济生活,两者矛盾冲突日益白热化,台湾“二二八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为了缓和两者的紧张关系,国民党一方面通过土地改革等经济措施让台湾本土农民“耕者有其田”,以经济上的利益来消除台湾本土人对被排除在政权之外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则推行一系列的措施来提高台湾本土人的政治参与程度,如通过吸纳本土人加入国民党、通过选举将本土人吸纳进“政府”部门……这些措施的推行,加上台湾经济的起飞,较有效的调和了两者的矛盾,也使与国民党统治对抗的部分势力不但退守海外,而且其影响甚至在台湾本土无法继续扩大,政治稳定的局面得到巩固。
社会变革
教育:在台湾学校中使用全国性语言——1946年起,各级学校都采用国语教学;以考试方式作为进入高中和大学的主要途径。这两项措施使台湾的大陆人与本土人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既进一步消弥了社会隔阂,也提高了全民的文化素质。1970年,台湾人口中接受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比例翻了一倍,在6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率已从原来的27.1%下降到14.7%;中学中女生比例达到44%;高等学校中则达36%;台湾平均每年有2000——3000名大学毕业生涌向美国就读研究生……
城市化:台湾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据记述,并不像其他地方是由于人口对于土地的压力,即农业的发展不足以消化新增长的农村人口的缘故,而是因为在城市的工业、商业中存在许多就业机会,以及与农村贫困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城市生活的吸引。
台湾的城市化,与大陆的城镇化似乎有着很根本的不同,“其农村人口的流动,并未对家庭生活和传统价值观念带来大的破坏性后果”。其原因,据说,是得益于台湾岛内发达的交通路网和铁路运输体系,许多人到城市工作,但仍回农村居住,因此,即使是迁入城的人与本土都能保持着相当方便的联系。据记述,有研究表明,每4个迁入台湾大城市的人中,有3人最后重返故里……
“台湾的经济发展已被公认为是过去30年中的一个成功范例”。它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50年代早期的200美元一举上升到1982年的1800美元,在那些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国家中处于相当领先的地位。作为与南朝鲜、新加坡和香港一起被誉为西太平洋地区“四虎”之一的台湾,凭着它以发达的对外贸易为基础的高速经济增长水平而在发展中国家里鹤立鸡群……
当然,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出的那样,台湾在上世纪下半段的发展,是大陆不可效仿的。例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提到的: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从大陆带走了大量的黄金,也带走了大量的社会各领域的人才、专才……而其中,美国巨额的经济援助更是其相当重要的一个支撑。因此,美国曾指台湾是其指导下的一个从农业社会成功走向工业化的最好的一个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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